一种古老的统治术
《商君书》里讲，“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想要制霸天下必须先制服其统治区域内的百姓。那要如何制服这些百姓？汉末群雄们提供了一种“人质要挟”的办法，即将士卒的妻子儿女集中控制起来，以逼迫士卒战时流血平时流汗。若有人胆敢逃跑，其妻子儿女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或被诛杀，或被强制分配给他人为妻为奴。
曹魏政权的“士家制度”便是上述办法的典型代表。曹魏政权有屯田政策（曹魏屯田制度的残酷情形，可参见笔者所著《秦制两千年》一书），士就是屯田兵，其子孙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政权的兵奴与农奴。士病死了或者战死了，他的妻子不能守寡，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必须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以减少所谓的生育资源浪费，进而增加曹魏集团的人力资源（除非这名士生前立下了战功获得了爵位）。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因为士的生存境遇很悲惨，为防止在边境地带屯田的士逃跑，其妻子儿女会被官府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曹操还制定有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逃跑，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但因做曹魏的屯田兵太苦了，逃亡现象仍不断发生，史载“太祖患犹不息” 。
《魏书·武帝纪》中记载，曹操被吕布突袭，因曹军士兵皆被派出去割麦，在军营者不足千人，曹操“乃令妇人守陴”——军营中会有大批妇女，正是因为曹操在玩“人质要挟”。这些妇女便是营中士兵的家属。之所以要将家属放在军营里，是因为此时的曹操被兖州士大夫集体抛弃，已没有稳固的后方可以安置这些人质。但行军带着家属终究不便，所以势力壮大后，曹操便将士卒家属集中控制到了后方。至曹丕时代，邺城与洛阳已成为曹魏集团集中控制士卒家属的核心区域。据《魏书·辛毗传》记载，曹丕登基称帝后，曾计划一次性“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后因蝗灾的缘故减为迁徙五万家——士家即士卒家属。仅冀州一地便能一次性迁出10万户士兵的家属（这些家属须常年为官府劳作，可知还有大量未迁徙者），可见曹魏“人质要挟”的规模之大。
不独曹魏集团。同时代的“成功者”都这样干。
据《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入蜀攻击刘璋，杀了刘璋的将领杨怀等人后，派黄忠与卓膺领兵进攻刘璋，“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意即将麾下部队所有人（包括将领在内）的妻子儿女集中管控起来作为人质，然后再将部队派出去攻打刘璋。
入蜀的刘备这样干，留守荆州的关羽也这样干。关羽本传虽然不载，《吴书·吕蒙传》里却说得很清楚：吕蒙袭取南郡首府江陵，蜀将士仁与麋芳投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关羽军团征发的兵丁来自民间各处，其家属本应也散处在民间各处。若非外部力量强制，不会发生将士家属被集体安置在后方江陵的事情。关羽将士卒家属集中控制在江陵，是想要以士卒家属为人质来维系军队的战斗力，袭取荆州的吕蒙也想要以士卒家属为人质来涣散关羽军的战斗力，故在攻占江陵后下令“抚慰”众家属。此举导致关羽军迅速解体。正可谓成也人质败也人质。
魏国谋士王肃后来对司马师总结过关羽败亡的历史教训：“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王肃跟司马师谈这段往事，是因为当时曹魏的镇东将军毌丘儉与扬州刺史文欽起兵反对司马氏的统治。司马师向王肃问计，王肃遂以关羽的败亡为例，让他不必过于忧虑：“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只要迅速派出部队征讨淮南叛军，挡住攻势，叛军必将像关羽军那般土崩瓦解，因为按曹魏军制，淮南叛军的父母妻儿全部被控制在内部州郡作为人质。事情的后续进展验证了王肃的判断。
孙吴政权的情况也大体如此。黄武元年，魏国派曹仁率军攻击吴国军事要塞濡须城。曹仁的策略是佯攻濡须城，同时分兵“别袭中洲”，因为中洲是吴军“部曲妻子所在”之地，濡须城吴军士兵的家属皆被集中控制在了中洲这个地方，只要夺取了中洲，就等于抓住了濡须城吴军士兵的要害，濡须城吴军便会像关羽军团一般土崩瓦解。当时担任吴国濡须督的朱桓号称名将，对人质所在地的安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故而曹仁的计策未能得逞。《吴书》称赞朱桓“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能拥有熟识部曲妻儿子女的机会，显然是因为朱桓率军驻扎到哪里，其部下士卒的家属也会被相应安置在附近，以作为人质。朱桓愿意降尊纡贵去探望部曲的妻儿子女，可见其很有人情味，但人情味终究只是润滑剂，并不能改变孙吴政权以人质要挟为手段来维系军队战斗力的事实。
这样的统治术到了明代仍极为常见。朱元璋实施的军户制度，其残酷程度丝毫不逊于曹魏的士家制度（军户生存境况的详情，可参见笔者所著《活在洪武时代》）。所以洪武时代的军户逃亡情况非常严重，即便朱元璋启动了全民举报和邻里连坐的残酷惩罚也压制不住。直到朱棣永乐年间，旗手卫与府军前卫幼军这两支部队才终于发掘出了阻止士兵逃亡的最有效办法：
如果自己不逃跑，便只须本人终身当兵；如果逃跑了，便须将他的子孙抓来补足缺额。据做过兵部职方司主事的陆容说，该政策颁布之后，旗手卫与府军前卫幼军的士兵全部宁愿老死军中，再无一人逃跑，“其不敢逃者，为子孙谋也”，相比恐吓士兵本人，拿他们子孙后代的命运来做要挟，被证明是更有效的管控手段。
（题图为东汉抚琴陶俑，笔者拍摄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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